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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消息 > 一個屋主的心聲
1990年6月,我懷裏揣著260元美金,踏上了北美大地這個號稱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。父母、我、弟弟和姨媽兩夫婦,共六人租住企李街夾鍾士街一個柏文的樓上,月租550元。父母睡一個房,姨媽夫婦住一個房,我和弟弟住在儲物室,那裡只能放一張碌架床,一入去就要上床,沒有迴轉的空間。我和父母在唐人街餐館工作,弟弟做裝修,當時最低時薪是3.25元。每天行下山十五分鐘上班,晚上十一點多行上山三十分鐘回家,期間遭遇被人打劫的經歷。回家後就要睡覺,不能看電視,因為影響別人休息,當時覺得美國號稱天堂,為什麼還不如大陸? 中國人都重視「斯土有財」,所以我們決定無論如何辛苦,都要爭取擁有自己的房子。有了方向,就朝着目標去奮鬥。每天下班後,將餐館的汽水罐啤酒瓶收集去賣,媽媽下班後去衣廠車衣掙多二個錢,我休息日也和弟弟去幫人油刷房子,用盡一切辦法去增加資本的原始積累。 一年後,永遠記得的日子,在訪谷區22萬元買下了一間房子。全家人湊在一起也只有4.4萬元的百份之二十的首期,叫所有親戚借多一萬元,才夠交產權交易費用,但我們終於擁有在美國的第一間房子。 二十多年前的訪谷區是一個治安非常惡劣的社區,每天槍聲不斷,打劫層出不窮,每天我們一家四口下班後約齊在唐人街,提着汽水罐啤酒瓶乘搭十五號巴士回家。在深夜的巴士上,危機四伏,每天都見到打架、搶劫,經常被人辱罵。在這種環境下,手頭無論如何拮据,咬咬牙用2000元買下了一輛二手車,不再乘搭巴士。儘管這樣,也試過在家門口被人打劫。 二年後,我和弟弟各自的太太也來到了美國,我們將樓下車庫改建姻親,父母在樓下住,我和弟弟各佔一間房。兩三年後,我和弟弟各有兩個孩子,儘管房子顯得擁擠,但畢竟是自己的房子,所以精神上也很快樂。在這段期間我考取了調酒師牌、清潔牌,總之盡所能去嘗試任何掙錢的途徑。 1998年,我大哥一家四口也移民來美,十四人顯然不能擠在一起,我退出了原來的房子,大樓清潔公司 台北大樓清潔用重貸做首期,也在訪谷區用28萬買下了我自己的房子。這個時期,由於大量華人遷入這區,警察也增加巡邏,治安大有改善。我為了供屋,做二份工,白天在餐館做,半夜三點到印刷廠印報紙,每天只能睡三個多小時,而且是在車上睡。時至今日我倆夫婦依然做二份工,我晚上去開車載客,因為我還欠銀行貸款! 我之所以長篇累牘論述自己的經歷,是想說明做一個屋主也很辛苦。箇個中辛苦,有血有淚,更想說明自強不息的重要。因為如果安於現狀,我就不可能搬出唐人街;如果不思進取就沒有第一輛車;如果不思改變,就沒有第一間房子!天道酬勤,君子應該像天體一樣運行不息,即使顛沛流離,也不屈不撓。 二十多年過去了,我的姨媽仍然住在那裡,因為租金平,當然今天已是長者,受到租務條例保護。申請我們來美並借錢給我們做產權交易的親戚,也住在唐人街,因為租金平是公所物業。他們都沒有擁有自己的房子。今天即使屋價沒有飆升,他們也買不起,他們都老了。 在我工作的餐館有個奇怪現象,新移民多數都買了屋,早期來的多數租屋。究其原因,有些是孩子多,政府有補助,他不能增加收入。有些是買了房子,但原來租的房子租金平,所以寧願租屋住,把自己房子出租,收取好價錢。有個工友早期在尖塔下的柏文租二房一廳才四百多元月租,所以不肯買屋,到今天還不會開車。 買屋租屋是極個人判斷思考的選擇,即使背景收入相同,但人各有志,政府不能將他們混為一談,是屋主就萬惡不赦,是租客就弱勢社群。將租金高企的責任推在屋主頭上,是極為不合情理的。現代資本主義能夠立足的兩大基石,就是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,私有財產就是個人通過自己生產、交換贈與、繼承而得到的任何財產,都有控制、使用或處置的權利。經濟自由,每個人對於自己所要從事的合法經濟活動有充分的自主權。 而經濟活動是受市場規律自然調節的,這種自然調節促使各經濟活動趨於和諧,而不需要政府人為政治干預。本來出租市場需要量與供求量相等,租金也就有一個需求均衡價格。問題是現在需求量大於供應量,導致租金高漲,而始作俑者卻是市政府。是誰無限制地讓大量科技公司進入本市?是誰令到一個泊車咪表位收費等於一個散房租金的價錢?1981年市府通過「散房轉型及清拆法」,至今卻流失了7000個單位。1979年市府開始實施租金管制條例,時至今日租金漲升到不可以負擔。 興一例,必增一弊。以上證明行政干預市場是失敗的,政府正常功能,是維護社會的安全,保持社會公平,建立各種公共工程。自從三藩市成為庇護城市,大量無家可歸者湧上街頭,社會安全問題成為矛盾的焦點,也增加財政負擔。市府的政策傾斜於所謂「弱勢社群」那有公平可言,若要公平,市參事會應有一定比例的本市房東參加,才能多元化及聽到不同渠道的聲音。 誰才是「弱勢社群」?弱勢不就是任人宰割嗎?不久將來,三藩市的樹木維護費用準備也有「弱勢社群」負擔了。丘吉爾說過:「當我們不會質疑時,騙子便產生了,當我們太縱容時,畜牲便產生了!」